创奇说︱疫情危机下，如何有效利用紧缺的医疗资源

这次疫情发展至今，汹涌程度已超出了我们的想象。2003年非典以来，我国就建立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。钟南山院士、李兰娟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都提到，我们现在应对疫情的能力已非常强，远非非典时期可比。但这次疫情为什么还会发展成今天这样？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，总的来说，还是如何有效利用医疗资源的问题，下面我用问答的方式来阐述我的看法。1，为什么这次疫情这么严重？首先，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这次新冠肺炎本身的特点。与SARS相比，症状不典型，有肺部呼吸道的症状，也有一些胃部的消化道的症状，有发烧也有不发烧，甚至还有一些没有明显症状的病人，自身带菌也具有传染性。这使得很难把新冠肺炎病人，从普通流感和肺炎病人中快速辨别出来，造成了大量人和人之间的传染。另一重要的主观原因，我觉得是我们公共卫生的决策机制和反应机制，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，还是有很多可以改进和提高的空间。这次我们采取了层层上报的一种决策。信息很早发现了，一级一级的上报，在上报的过程中，下级需要等候上级来做决策，表现比较被动，没有及时把信息通过一种更好的方式进行传播。刚开始，为了避免引起恐慌，把情况说的不是那么严重，造成了对老百姓甚至对有关方面决策的一些拖延和误判。当然，这和这次新冠肺炎疾病症状表现不典型，也有一定关系。公共卫生的决策和反应机制是主观上的原因，疾病本身的特点是客观上的原因。主观和客观这两方面，都造成了这次疫情发展到现在的状况。还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可以检讨的方面，就是为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，我们要做的战略物资的准备是不够充分的。我们发现很多所需要的物资的短缺，比方口罩、防护服。照理说，在13亿人口的大国，为应对公共疫情的战略物资储备，即便不是每一个省都要有，起码在每一个地区，应该有战略物资的仓库，一旦发生疫情，这些仓库储备就能拿出来使用。 而且这些储备物资应该是通过政府买单的方式。因为这是一种国家战略储备，与打仗的武器、粮食的储备是类似的。这次疫情当中，我们没有看到有这方面战略物资储备的报道，而是看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使得一线的医务人员，有时候冒着非常大的生命危险在抢救病人，有一些医护人员的防护服都没有办法及时更换。这是我们今后应该改善和吸取教训的地方。 2、1月24日春节前，就有媒体报道武汉发热定点医院大排长龙，一床难求，之后政府采取了联防联控，个人居家隔离，社区医院初筛上报的措施，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包括普通流感在内的发热病人，一窝蜂去医院的交叉感染，但之后还是有媒体报道，武汉有不少人特别是老人，各种渠道都无法及时得到确诊，无法住进医院，以致病情加重甚至死亡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？武汉出现了典型的医疗挤兑情况，就是说大量的人群同时涌去了大医院，其中包括普通肺炎和流感病人，因为冬季本来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，造成了有限的医疗资源被挤兑，更严重的是，这批人挤在一起，互相之间造成了交叉感染。其中估计有相当一部分人，如果原来及早在基层医疗做初步的筛选，不要都挤到大医院，可以避免受到传染，成为新冠肺炎病人。医疗挤兑造成的交叉感染，使得新冠肺炎病人数量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造成医疗资源的紧张。 可以看到，武汉的医疗资源相对来说已经是比较好的了。但我们前期，疾病的控制做得比较慢，这次疾病的传染性又非常强，加上大多数病人症状比较轻，这么多人一下子挤在医院里头，一部分基础条件比较差，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，不能及时住院收治，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。3、武汉从春节后就一直在赶建的两家医院，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，加在一起的计划床位是2500张。此外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1月28日介绍，武汉市第四批定点医院征用开始，包括武汉的14家医院，能够腾挪出6000张床位，同时还建立了一批类似战场上使用的方舱医院，用于收治现在的疑似病例和确认病例，包括发热留观待排查的病例。但还是出现了上述悲惨的情况。床位不足，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疫情突发导致的，这种一时无法缓解巨大的供需矛盾，我们可否提早做好准备？实际上，武汉出现这个情况，是因为在它的三级医疗体系当中，只依靠了塔尖上的三级医院在做全部的工作，没有发挥三个级别医疗的不同功能，特别是广大的基层医疗，在这次疫情当中没有发挥它应该起的作用，即基本的筛选。其实有些问题在基层是可以解决的，甚至是二级的医疗，仅仅依靠那几家三级医疗，放在任何一个城市都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。 因为这次疫情时间拖得有点长，在武汉出现了非常多的二次三次交叉的感染，还有大批疑似人群，这其中，有多少是新冠肺炎病人，有多少只是症状相同。如果对这部分人通过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做筛选，及早做筛查，是可以避免上述非常严重的情况出现的。目前动员了全国的医疗资源来支援武汉，这种战时动员的方式尽管可以缓解目前武汉的局势，但是难以广泛复制到其他地方。4、这次疫情，从12月中下旬就有武汉卫健委关于疫情的红头文件在微信群转发，1月20日前后，各种消息在亲戚朋友间的微信群纷纷流转，但我们却越来越恐慌，不知道该相信谁，去药店抢口罩，去超市抢蔬菜米面。有时候，恐慌比疫情更可怕。在消除大众恐慌，避免疫情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上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这次疫情，官方的渠道和专家的声音特别是在初期是不足的，主流媒体也是欠缺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媒体报道了很多前线疫情的数字，医务人员的奋不顾身，但对于一些基本科学常识的普及宣传，例如怎么洗手、怎么戴口罩、个人怎么防护，这方面的宣传教育还不够。这次疫情对提高老百姓的疾病认识、健康素养，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。最近一个关于病毒的短片，一下子在一天当中点播量非常大，是一个年轻人的微信号做的。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的专家资源，正规的渠道、主流的媒体没有生产类似的知识，做普及的教育，使得老百姓只能从非主流的渠道获得信息，包括微信、微博、网上的各种各样的流言就有了市场。 流言之所以有市场，就在于权威专业的声音的不足和欠缺。我们应该好好吸取教训，媒体不只在疫情的时候，在平时就应该请专家多做一些科普教育，这是最基本的。比方说病毒和细菌有什么区别？对于病毒的防范，应该做什么样的保护？这方面的知识，老百姓是非常欠缺的，但在疫情来临时却非常重要。提高免疫力、抵抗力是抵御病毒侵袭的重要因素。怎么提高个人的免疫力，是和我们平常的健康管理联系在一起的，包括睡眠、营养、锻炼。这方面的知识非常重要，应该有好的宣传教育的材料，主流媒体的渠道，给老百姓做普及提升。根据我自己的经验，如果国外发生公共卫生疫情，专门会有一些频道，一天24小时，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播放和疫情有关的信息，包括请专家做访谈，请医务人员做健康教育和普及。我们非常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 5.从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角度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？ 2003年SARS的时候，我还在美国，后来有机会回国做交流，发现SARS一下子把医疗和公共卫生的重要性显露了出来。之前，相对来说，我们国家的医疗公共卫生部门，在所有政府部门当中，地位比较低，不被重视。同时，我也看到国内这个领域当中，人才非常短缺。我的专业，不是一个学医和学药的技术领域，而是一个跨学科的交叉领域。因为在医疗卫生领域，公共卫生需要跨学科的知识，需要经济学、管理学，政策、法律，包括社会学和医学结合起来的跨学科知识。因为医疗是一个系统，很多问题，只在医疗领域内无法解决，需要动用社会资源，动用经济资源，需要有管理，包括宏观层面的管理。 卫生经济和卫生政策的重要性，一点也不会比临床医学差。因为你有了医疗技术，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宏观管理体系，资源很可能就用的没有效率，会浪费。实际上，这次疫情中也暴露出来了，我们在组织动员资源的效率上是不够的。尽管和17年前的SARS比，现在的医疗条件、硬件的装备、器械、医疗人员的人数和水平都有了大大的提高，但实际上，这次的组织当中有很多的漏洞，我们的体系当中互相的配合、资源的流动、资源的动员效率，有很多方面是可以改进的。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，这方面的人才，如果不能发挥作用，即使技术条件很好，也不能把原来10分的作用发挥出10分。所以如果反思总结这次疫情，我们需要从各个角度来进行，需要从公共卫生、医学、药学、流行病学，也非常需要从宏观的管理、卫生经济学、政策，包括组织的结构。谁来决策，哪一级决策，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分权，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是集中，包括应该怎么做到信息透明，但另一方面要防止引起老百姓的恐慌，这当中都需要宏观的考虑和设计，这不是仅靠一个局部的微观技术问题所能够解决的。反思的意义还在于，类似的问题可以套到其他领域，比方说我们国家的创新，相对来说比有些国家落后，创新的落后可能不简单是技术上的原因，很可能还有这种软科学的原因，包括一个组织，怎么管理，怎么分配资源，怎么决策，包括创新的商业模式、创新的政策。在技术上的差距可能比较容易赶上去，但在系统上、组织上的差距，更加费时间，而且我们不太容易看到这方面的问题，往往容易忽略，或者感觉不重要。我们和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往往更多的不是硬件上的差距，不是技术上的差距，就是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差距。组织和管理方面的问题，我们在疫情之后的总结中，是需要好好思考讨论，甚至做一些争论的。包括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到现在，政府花了不少钱，盖了很多医院，投了很多的药和设备，在硬件上，速度发展很快，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比较小。但在整个医疗体系的设计上，在组织上的问题还是非常严重的，所以需要卫生经济学家、卫生管理、卫生政策的专家，来一起来参与这方面的工作，和我们的医疗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知识结合起来，才会形成一个比较有效的系统。（作者蔡江南系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和执行理事长）(本文来自澎湃新闻，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“澎湃新闻”APP)